從2008年至今，我們從未停止推進台灣民主發展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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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民主平台
2014-10-18
2008-12-07
台灣學界守護民主平台對野草莓1207遊行圓滿落幕之聲明
野草莓運動今天舉行的「野給你看─野草莓全台串聯大遊行」，已於傍晚六點圓滿和平結束，對此一遊行，「台灣學界守護民主平台」提出下列三點聲明：
一、本次遊行證明台灣的公民具備和平遊行與表達意見之權利與能力，也充分顯示「事前許可」或「強制報備」都是不必要的限制。因此我們呼籲執政當局應充分尊重公民社會透過集會遊行表達意見之權利，依照民間團體提出之版本，大幅修改現行之集會遊行法。
二、我們認為日前行政院提出之修法版本是換湯不換藥，仍充滿許多對集會遊行權利之箝制，並無法回應目前野草莓學運及公民社會之訴求。執政當局不應利用其國會席次之優勢強行通過，以免引起後續更多的衝突與問題。
三、本日遊行的成功，也同時顯現了政府可以在與民間充分溝通協調的情況下，選擇最為妥適的執法方式。基於此一經驗，關於陳雲林來台期間維安失當與違法濫權，我們重申有關當局應儘速調查相關事實，追究決策與執行之行政、法律與政治責任。
一、本次遊行證明台灣的公民具備和平遊行與表達意見之權利與能力，
二、我們認為日前行政院提出之修法版本是換湯不換藥，
三、本日遊行的成功，
2008-12-04
台灣學界守護民主平台對12月7日野草莓遊行活動之聲明
十二月七日「野給您看---國家不暴力、人權向前進」，是由和平靜坐已達一個月的野草莓學生為修改集會遊行法所規劃的行動。希望藉由和平與非暴力的遊行，彰顯自願報備制的合理性。由聲援靜坐學生的學界連署人所組成的守護民主平台，在此呼籲主動參與的各政黨人士、社團成員、一般民眾，充分尊重學生的自主性，遵從學生主辦團體的指揮，不攜帶任何個別團體的旗幟、標章，以免模糊本次運動的訴求，並自我約束，避免引發衝突。我們也呼籲警方理解學生遊行的和平與非暴力性質，協助疏導交通，避免不當干預，並制止任何對遊行群眾的暴力挑釁。最後我們嚴正呼籲政府正視野草莓學生的三項訴求並儘速回應。
守護民主平台的教師秉持尊重學生自主性的原則，積極協助本次活動的第二線工作，其中包括糾察隊訓練、法律支援等工作。當天活動，教師也將以一般公民身份參與。守護民主平台日前提出維護校園基本人權等四項訴求，平台成員已開始推動，將持續投入人力和資源，以便及早達成追究相關單位行政與法律責任，並完成集會遊行法修正。
守護民主平台的教師秉持尊重學生自主性的原則，積極協助本次活動的第二線工作，其中包括糾察隊訓練、法律支援等工作。當天活動，教師也將以一般公民身份參與。守護民主平台日前提出維護校園基本人權等四項訴求，平台成員已開始推動，將持續投入人力和資源，以便及早達成追究相關單位行政與法律責任，並完成集會遊行法修正。
2008-11-29
吳介民：三種中國想像
對岸海協會長陳雲林來訪引發的爭議，至今餘波蕩漾。我們看到台灣社會對中國想像的鉅大分歧。
第一種想像，以機會與利益為核心。中國經濟三十年來，年平均成長率10%，累積了兩兆美元外匯存底，其國內市場潛在消費力，被認為是世界景氣低迷的救星。中國已經躋身大國俱樂部，與西方強權平起平坐。在這個圖像中，與大陸更廣泛深入的連結，將帶給台灣榮景。台灣唯一出路在中國。時間不在我們這邊，動作要快。
這個圖像有個未言明的假設：為了經濟發展，可以「適度」犧牲責任政治與民主人權。由於北京不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經由國共接觸協商，建立常態化的「國共平台」，成為方便巧門。國共平台談好的事情，交由兩岸白手套單位簽署，由兩邊政府各自執行。這個不透明的平台，在民主化的台灣，迴避了國會與公民社會的監督。但對壟斷性財團而言，國共平台很有效率，直航等特權利益在密室中分配，比攤在陽光下協商省事。
這個中國想像有個盲點：站在資本集團的角度看問題，盲目頌揚經濟成長，漠視龐大的社會代價，對環境的破壞、對數億勞工階級的剝削。中國國力愈雄厚，社會不平等愈趨劇烈。中國學者丁學良，不久前在金融時報網路版上撰文指出：「中國模式」無法在發展中國家推廣，正因為社會成本太鉅大。
第二個中國想像，看到的是威脅與風險。北京的打壓並沒有因為台灣單方面的善意而鬆手。「反分裂法」、「一個中國」、一千多顆飛彈，高懸我們頭頂。在兩岸力量極端不對等的情況下，開展與中國更廣泛深入的經濟連帶，只會將台灣「香港化」，導致台灣民主向下沈淪。中國不但是個虎視眈眈的政權，而且是個充滿風險的社會，毒奶粉事件就是鮮明例子。由於政治專制與高壓，中國政局很不穩定，隨時有崩潰的危機，新疆（東土耳其斯坦）與西藏（圖博）抗爭暴動不斷。一旦中共統治崩盤，與大陸經濟連結緊密的台灣也將遭殃。
這第二個想像的假設是：與中國交往過程中，台灣一直都是受害者，「錢進中國，債留台灣」。但其實不少台商與台幹在中國找到第二春，兩岸的經濟分工也間接促成台灣的產業升級。此外，「世界工廠」的農民工，數以千百萬計為台資廠工作，這些勞動階級也貢獻了台灣經濟。
這個中國想像還有一個盲點：在反共的視野中，看不到中國的改變與社會動態。經過三十年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已經不是「共產國家」，而更接近官僚資本主義。歷史的反諷是，灌輸反共教條的國民黨，早已跟共產黨把酒言歡，台灣民間還在背負著「紅色中國」宣傳的債務。儘管中國社會仍然被國家嚴格管控，但就像到處都存在的灰色經濟空間一樣，無數NGO活躍於國家監控不到的灰色社會空間。抗爭者不再從事「階級鬥爭」，而是以各種巧妙的論述包裝來主張權利，例如把上街遊行叫做「散步」、包圍官署叫做「上訪」，就像二十多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叫做「自力救濟」。
以上兩種中國想像，雖然差異極大，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缺乏社會觀點。台灣需要一個基於進步價值的中國論述，也需要細緻的社會分析。這是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共不再是個極權主義政權，而是一個具有韌性與彈性治理能力的威權主義政權。大陸各種社會主體正在湧現，台灣人社群也是其中之一。市場經濟使中國更富裕，但是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模式更科技化與細密化，但是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有很高的真實度，但是「紅色恐怖」的形象卻被誇大了。因此，兩岸交往不應該由兩個代表政商利益的政黨壟斷，國共平台是反民主、服務財團的政黨祕密外交，是統治菁英與紅頂巨賈的金權饗宴，其所設定的議題，掩蓋、排除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
國共平台之外，我們更需要一個開放的、民主對話的「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台灣應該與中國文化學術界、公民團體積極對話，爭取大陸人民對台灣的理解，彼此分享幾十年來在專制政治遺緒下爭取生存權利的艱辛。台灣民主轉型的正負經驗，能夠對中國甦醒中的民間社會提供什麼靈感？兩岸的進步派，能夠如何連結，共同抵抗社會右傾化的力量？建立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可以守護台灣民主，也催促中國社會思索在追求富國強兵之外，還遺落了哪些社會價值。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委。本文的刪節版，2008年11月28日曾刊登在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第一種想像，以機會與利益為核心。中國經濟三十年來，年平均成長率10%，累積了兩兆美元外匯存底，其國內市場潛在消費力，被認為是世界景氣低迷的救星。中國已經躋身大國俱樂部，與西方強權平起平坐。在這個圖像中，與大陸更廣泛深入的連結，將帶給台灣榮景。台灣唯一出路在中國。時間不在我們這邊，動作要快。
這個圖像有個未言明的假設：為了經濟發展，可以「適度」犧牲責任政治與民主人權。由於北京不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經由國共接觸協商，建立常態化的「國共平台」，成為方便巧門。國共平台談好的事情，交由兩岸白手套單位簽署，由兩邊政府各自執行。這個不透明的平台，在民主化的台灣，迴避了國會與公民社會的監督。但對壟斷性財團而言，國共平台很有效率，直航等特權利益在密室中分配，比攤在陽光下協商省事。
這個中國想像有個盲點：站在資本集團的角度看問題，盲目頌揚經濟成長，漠視龐大的社會代價，對環境的破壞、對數億勞工階級的剝削。中國國力愈雄厚，社會不平等愈趨劇烈。中國學者丁學良，不久前在金融時報網路版上撰文指出：「中國模式」無法在發展中國家推廣，正因為社會成本太鉅大。
第二個中國想像，看到的是威脅與風險。北京的打壓並沒有因為台灣單方面的善意而鬆手。「反分裂法」、「一個中國」、一千多顆飛彈，高懸我們頭頂。在兩岸力量極端不對等的情況下，開展與中國更廣泛深入的經濟連帶，只會將台灣「香港化」，導致台灣民主向下沈淪。中國不但是個虎視眈眈的政權，而且是個充滿風險的社會，毒奶粉事件就是鮮明例子。由於政治專制與高壓，中國政局很不穩定，隨時有崩潰的危機，新疆（東土耳其斯坦）與西藏（圖博）抗爭暴動不斷。一旦中共統治崩盤，與大陸經濟連結緊密的台灣也將遭殃。
這第二個想像的假設是：與中國交往過程中，台灣一直都是受害者，「錢進中國，債留台灣」。但其實不少台商與台幹在中國找到第二春，兩岸的經濟分工也間接促成台灣的產業升級。此外，「世界工廠」的農民工，數以千百萬計為台資廠工作，這些勞動階級也貢獻了台灣經濟。
這個中國想像還有一個盲點：在反共的視野中，看不到中國的改變與社會動態。經過三十年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已經不是「共產國家」，而更接近官僚資本主義。歷史的反諷是，灌輸反共教條的國民黨，早已跟共產黨把酒言歡，台灣民間還在背負著「紅色中國」宣傳的債務。儘管中國社會仍然被國家嚴格管控，但就像到處都存在的灰色經濟空間一樣，無數NGO活躍於國家監控不到的灰色社會空間。抗爭者不再從事「階級鬥爭」，而是以各種巧妙的論述包裝來主張權利，例如把上街遊行叫做「散步」、包圍官署叫做「上訪」，就像二十多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叫做「自力救濟」。
以上兩種中國想像，雖然差異極大，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缺乏社會觀點。台灣需要一個基於進步價值的中國論述，也需要細緻的社會分析。這是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共不再是個極權主義政權，而是一個具有韌性與彈性治理能力的威權主義政權。大陸各種社會主體正在湧現，台灣人社群也是其中之一。市場經濟使中國更富裕，但是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模式更科技化與細密化，但是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有很高的真實度，但是「紅色恐怖」的形象卻被誇大了。因此，兩岸交往不應該由兩個代表政商利益的政黨壟斷，國共平台是反民主、服務財團的政黨祕密外交，是統治菁英與紅頂巨賈的金權饗宴，其所設定的議題，掩蓋、排除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
國共平台之外，我們更需要一個開放的、民主對話的「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台灣應該與中國文化學術界、公民團體積極對話，爭取大陸人民對台灣的理解，彼此分享幾十年來在專制政治遺緒下爭取生存權利的艱辛。台灣民主轉型的正負經驗，能夠對中國甦醒中的民間社會提供什麼靈感？兩岸的進步派，能夠如何連結，共同抵抗社會右傾化的力量？建立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可以守護台灣民主，也催促中國社會思索在追求富國強兵之外，還遺落了哪些社會價值。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委。本文的刪節版，2008年11月28日曾刊登在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徐斯儉：藍綠溝通比國共溝通還難？
馬總統昨天（編按：10月30日）終於在陳雲林即將來台前夕，親上媒體說明政府立場，從某個角度來說，遲來的說明總比沒有好。但這個專訪所暴露出的問題恐怕不比解決的問題少。
關於近日以來台灣社會對於馬總統在兩岸關係上「過分親中」的疑慮，尤其是所謂的「兩區說」，馬總統提出了正面的回答，指出這是根據憲法修正條文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中華民國之下存在著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如果馬總統是一位法律學教授，他的說明是十分清楚的，從法源上很扼要明確地表述了所謂「兩區說」的法律根據。按照法律來說，馬總統的說法完全站得住腳。
但這種學院法條式的回答恰好反映出馬總統完全不理解為何台灣社會出現這麼大疑慮。台灣社會對馬政府有所疑慮與保留，原因不是法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認為用簡單的法律條文能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不是幼稚，就是不負責。
國民黨藉著與共產黨的「國共平台」順利解決許多問題，這是馬政府一直引以為傲的，但「國共平台」的運作卻又不用對立法院負責，不必受台灣社會監督。這種台灣社會的疑慮，馬政府有沒有好好說明解決？如果馬政府能夠在上任後幾個月內就建立起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為什麼沒有看到挾國會絕對多數和行政權的國民黨和馬政府，花同樣多的時間設法與綠營建立一些信任關係？難道台灣內部的共識比國共之間的共識還不重要嗎？
從台灣社會的角度，我們並不反對馬政府建立與中國大陸的溝通與協商，也不否認馬政府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我們擔心的是，馬政府太過輕忽在與對岸進一步接觸之前，須先在台灣內部經營共識的這種必要性。或者更不客氣地說，馬政府和國民黨是否認識到，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上，他與中國大陸接觸的這件事，先天上就應該付出比綠營更多的努力去爭取台灣社會的信任？說「綠營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不僅是政治上的幼稚話語，也是政治上的不負責任。這麼說是根本沒有意識到藍營領導人在台灣政治脈絡中與對岸接觸本來就要爭取更大的政治信任，這絕非釐清法律責任就能解決的。
就像獨派挑釁中國又同時不甩美國那樣，馬政府理所當然地看待與對岸協議而無須多做解釋，以及輕率地提出「兩區說」而自以為是，一樣是在現實政治上不負責任的行為。
獨派挑釁中國和不甩美國對台灣在國際上所造成了長遠的傷害，是藍營人士朗朗上口的。但不向國內清楚地溝通並建立共識，就急切地希望透過與對岸協商來緩解執政壓力，其對台灣社會偏獨或者中間區塊造成的心理陰影，同樣會削弱民主政治的運作，這難道不也是傷害了台灣整體的長遠利益？
就像反獨人士不希望綠營執政強加台獨政策於整體社會之上，反統者在藍營執行反統者所認為的「親中政策」時，也需要藍營政府給出更多更清楚的保證與溝通。這種沒有沙文主義色彩的執政方式，才是讓台灣民主真正穩固的基礎；在這種穩固的台灣民主之上，才能出現真正為兩岸帶來穩定和平的政策。
另一方面，在陳雲林來台前夕，綠營鼓起了士氣上街頭反對，但是否除了在「要不要掛國旗」這些象徵性的議題上嗆聲以外，也應認真地、有系統地整理出兩會即將會談的具體議題中，反對黨有什麼主張和堅持，或者認為有什麼更重要的議題被忽略了？在街頭攫取政治資本的同時，可不可以也認真為政策內容做好監督的角色，或者打開與執政黨在政策上辯論的空間與平台？
民進黨能否清楚有系統地說明，執政時期提出的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究竟與國民黨的和平協議有何不同？國民黨目前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策與措施，究竟有什麼具體風險？如果綠營能從具體政策面而非僅從統獨上回答為何「綠營可以，藍營就不可以」，那麼執政的藍營若再不能與綠營溝通和建立共識，就要負更大的責任了。
（作者徐斯儉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本文2008年10月31日發表於中國時報）
關於近日以來台灣社會對於馬總統在兩岸關係上「過分親中」的疑慮，尤其是所謂的「兩區說」，馬總統提出了正面的回答，指出這是根據憲法修正條文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中華民國之下存在著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如果馬總統是一位法律學教授，他的說明是十分清楚的，從法源上很扼要明確地表述了所謂「兩區說」的法律根據。按照法律來說，馬總統的說法完全站得住腳。
但這種學院法條式的回答恰好反映出馬總統完全不理解為何台灣社會出現這麼大疑慮。台灣社會對馬政府有所疑慮與保留，原因不是法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認為用簡單的法律條文能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不是幼稚，就是不負責。
國民黨藉著與共產黨的「國共平台」順利解決許多問題，這是馬政府一直引以為傲的，但「國共平台」的運作卻又不用對立法院負責，不必受台灣社會監督。這種台灣社會的疑慮，馬政府有沒有好好說明解決？如果馬政府能夠在上任後幾個月內就建立起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為什麼沒有看到挾國會絕對多數和行政權的國民黨和馬政府，花同樣多的時間設法與綠營建立一些信任關係？難道台灣內部的共識比國共之間的共識還不重要嗎？
從台灣社會的角度，我們並不反對馬政府建立與中國大陸的溝通與協商，也不否認馬政府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我們擔心的是，馬政府太過輕忽在與對岸進一步接觸之前，須先在台灣內部經營共識的這種必要性。或者更不客氣地說，馬政府和國民黨是否認識到，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上，他與中國大陸接觸的這件事，先天上就應該付出比綠營更多的努力去爭取台灣社會的信任？說「綠營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不僅是政治上的幼稚話語，也是政治上的不負責任。這麼說是根本沒有意識到藍營領導人在台灣政治脈絡中與對岸接觸本來就要爭取更大的政治信任，這絕非釐清法律責任就能解決的。
就像獨派挑釁中國又同時不甩美國那樣，馬政府理所當然地看待與對岸協議而無須多做解釋，以及輕率地提出「兩區說」而自以為是，一樣是在現實政治上不負責任的行為。
獨派挑釁中國和不甩美國對台灣在國際上所造成了長遠的傷害，是藍營人士朗朗上口的。但不向國內清楚地溝通並建立共識，就急切地希望透過與對岸協商來緩解執政壓力，其對台灣社會偏獨或者中間區塊造成的心理陰影，同樣會削弱民主政治的運作，這難道不也是傷害了台灣整體的長遠利益？
就像反獨人士不希望綠營執政強加台獨政策於整體社會之上，反統者在藍營執行反統者所認為的「親中政策」時，也需要藍營政府給出更多更清楚的保證與溝通。這種沒有沙文主義色彩的執政方式，才是讓台灣民主真正穩固的基礎；在這種穩固的台灣民主之上，才能出現真正為兩岸帶來穩定和平的政策。
另一方面，在陳雲林來台前夕，綠營鼓起了士氣上街頭反對，但是否除了在「要不要掛國旗」這些象徵性的議題上嗆聲以外，也應認真地、有系統地整理出兩會即將會談的具體議題中，反對黨有什麼主張和堅持，或者認為有什麼更重要的議題被忽略了？在街頭攫取政治資本的同時，可不可以也認真為政策內容做好監督的角色，或者打開與執政黨在政策上辯論的空間與平台？
民進黨能否清楚有系統地說明，執政時期提出的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究竟與國民黨的和平協議有何不同？國民黨目前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策與措施，究竟有什麼具體風險？如果綠營能從具體政策面而非僅從統獨上回答為何「綠營可以，藍營就不可以」，那麼執政的藍營若再不能與綠營溝通和建立共識，就要負更大的責任了。
（作者徐斯儉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本文2008年10月31日發表於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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