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岸海協會長陳雲林來訪引發的爭議，至今餘波蕩漾。我們看到台灣社會對中國想像的鉅大分歧。
第一種想像，以機會與利益為核心。中國經濟三十年來，年平均成長率10%，累積了兩兆美元外匯存底，其國內市場潛在消費力，被認為是世界景氣低迷的救星。中國已經躋身大國俱樂部，與西方強權平起平坐。在這個圖像中，與大陸更廣泛深入的連結，將帶給台灣榮景。台灣唯一出路在中國。時間不在我們這邊，動作要快。
這個圖像有個未言明的假設：為了經濟發展，可以「適度」犧牲責任政治與民主人權。由於北京不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經由國共接觸協商，建立常態化的「國共平台」，成為方便巧門。國共平台談好的事情，交由兩岸白手套單位簽署，由兩邊政府各自執行。這個不透明的平台，在民主化的台灣，迴避了國會與公民社會的監督。但對壟斷性財團而言，國共平台很有效率，直航等特權利益在密室中分配，比攤在陽光下協商省事。
這個中國想像有個盲點：站在資本集團的角度看問題，盲目頌揚經濟成長，漠視龐大的社會代價，對環境的破壞、對數億勞工階級的剝削。中國國力愈雄厚，社會不平等愈趨劇烈。中國學者丁學良，不久前在金融時報網路版上撰文指出：「中國模式」無法在發展中國家推廣，正因為社會成本太鉅大。
第二個中國想像，看到的是威脅與風險。北京的打壓並沒有因為台灣單方面的善意而鬆手。「反分裂法」、「一個中國」、一千多顆飛彈，高懸我們頭頂。在兩岸力量極端不對等的情況下，開展與中國更廣泛深入的經濟連帶，只會將台灣「香港化」，導致台灣民主向下沈淪。中國不但是個虎視眈眈的政權，而且是個充滿風險的社會，毒奶粉事件就是鮮明例子。由於政治專制與高壓，中國政局很不穩定，隨時有崩潰的危機，新疆（東土耳其斯坦）與西藏（圖博）抗爭暴動不斷。一旦中共統治崩盤，與大陸經濟連結緊密的台灣也將遭殃。
這第二個想像的假設是：與中國交往過程中，台灣一直都是受害者，「錢進中國，債留台灣」。但其實不少台商與台幹在中國找到第二春，兩岸的經濟分工也間接促成台灣的產業升級。此外，「世界工廠」的農民工，數以千百萬計為台資廠工作，這些勞動階級也貢獻了台灣經濟。
這個中國想像還有一個盲點：在反共的視野中，看不到中國的改變與社會動態。經過三十年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已經不是「共產國家」，而更接近官僚資本主義。歷史的反諷是，灌輸反共教條的國民黨，早已跟共產黨把酒言歡，台灣民間還在背負著「紅色中國」宣傳的債務。儘管中國社會仍然被國家嚴格管控，但就像到處都存在的灰色經濟空間一樣，無數NGO活躍於國家監控不到的灰色社會空間。抗爭者不再從事「階級鬥爭」，而是以各種巧妙的論述包裝來主張權利，例如把上街遊行叫做「散步」、包圍官署叫做「上訪」，就像二十多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叫做「自力救濟」。
以上兩種中國想像，雖然差異極大，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缺乏社會觀點。台灣需要一個基於進步價值的中國論述，也需要細緻的社會分析。這是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共不再是個極權主義政權，而是一個具有韌性與彈性治理能力的威權主義政權。大陸各種社會主體正在湧現，台灣人社群也是其中之一。市場經濟使中國更富裕，但是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模式更科技化與細密化，但是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有很高的真實度，但是「紅色恐怖」的形象卻被誇大了。因此，兩岸交往不應該由兩個代表政商利益的政黨壟斷，國共平台是反民主、服務財團的政黨祕密外交，是統治菁英與紅頂巨賈的金權饗宴，其所設定的議題，掩蓋、排除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
國共平台之外，我們更需要一個開放的、民主對話的「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台灣應該與中國文化學術界、公民團體積極對話，爭取大陸人民對台灣的理解，彼此分享幾十年來在專制政治遺緒下爭取生存權利的艱辛。台灣民主轉型的正負經驗，能夠對中國甦醒中的民間社會提供什麼靈感？兩岸的進步派，能夠如何連結，共同抵抗社會右傾化的力量？建立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可以守護台灣民主，也催促中國社會思索在追求富國強兵之外，還遺落了哪些社會價值。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委。本文的刪節版，2008年11月28日曾刊登在中國時報時論廣場。）